USA 14 我在LAMAR的时候

USA 15 我在LAMAR的那些日子 --- 大陆同学

　


我是1981年到LAMAR的，Lamar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学校，我找到它是因为它那里有个教授WHITE 对钻井泥浆力学很有研究。导师WHITE亲自到机场接我，车开了后，导师发现我没有扎安全带，关照我要扎上，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车上有安全带，等导师给我解释后，我着实感慨和自怜了一番，这个保险带对我实在太奢侈了，我脑子中浮起了一幅幅图画：在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寒风凛冽中，一个拖拉机拉着一个拖斗在雪地上颠颠簸簸的爬行，拖斗上站了满满的衣衫褴褛的人，一个紧紧挨着另一个；一辆公共汽车上载满了人，门都关不上了，那个门口的人，一只脚踩在车踏板上，一只脚腾空，手抓住门的把手，车飞驰着；现在这个人坐在这个皮座位上，竟然还要繫安全带，我在对自己说，黄XX啊，黄XX啊，你现在才成为一个人了，脑里突然掠过那个中国有名的不能忘记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过那个日子的警语，不禁莞尔。导师将我从机场接了后，就直接带我到学生宿舍去了。宿舍管理员PAUL看我年纪大，又是中国来的，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安顿好后，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去食堂吃饭，他有车可以载我一起去。我怀疑我耳朵没有听错，他有车？难道美国一个普通大学生会有汽车，在我概念中汽车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当官才有的，又不好意思问，下了楼果然是一部汽车，这种车以后我常看到，是那种德国造四十年代的像甲壳虫那样的小车。我不好意思告诉PAUL 这是我生平第三次坐小汽车，第一次，学校派车送我上北京机场、第二次导师到机场接我，这是第三次，坐PAUL 的车上食堂，我想不告诉是对的，我自己无所谓，国家的尊严要紧。我与PAUL住在一起，并不常谈话，因为我的英文太赖，跟我谈话很费劲。但是出乎意料寒假的时候，PAUL 突然邀请我到他家去过圣诞节，我当然喜出望外。他也没有对我解释他家在阿拉巴马州，我们这是得克萨斯州，过去要开近十小时的车。到了他家，我更吃惊了，那个门岗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军人，他显然认识PAUL，PAUL给他解释了我的情况，我们就进去了，里面是一个大的空军基地，停着很多飞机，我为他们对我的高度信任有点得意，但是马上告诫自己，不要忘形，常年的中国社会的高风险生活，已经使我时刻带着阶级斗争的警觉，有着不下于特工人员的机警。到了他家，我发现，他们住在基地里一个很阔气的房子里，PAUL的父亲是上校军衔，管情报工作的，怪不到我能进基地。第一次在美国人家过圣诞，真是开了眼界，不好意思的是在圣诞树下开礼物包的时候，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小包，连PAUL六岁的妹妹都给了我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给人家。我当时英语太差，否则就可以与他们交谈，能学不少东西。不过我还是想试试他们阶级斗争意识放松到什么程度，就问PAUL父亲我可以在机场上照相吗，他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这下我完全糊涂了，不过我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为好，说不定是引蛇出洞，所以我也没有照。回到学校后，一直忙于研究工作，基本与人没有交往。这时学校已经有一个大陆人徐进，年纪很小，才二十岁左右，在学电机本科，是个不错的孩子，我后面要专门写文来叙说他的故事，我们有时在食堂会遇到，碰到了总是很亲，会说很多话。听徐进说学校来了吉林省的一对夫妻，在学BUSINESS，由于不在食堂吃饭，从未见到。徐进说学校还有一个中国小孩，在学计算机，他也没有见过。没有想到学校已经有那么多中国人，可是我连影子都未见到，还以为只有台湾人哩。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声，我非常吃惊，她告诉我她叫黄安林，来念电机的硕士学位。可能是因为海外大陆来的人太少了，想说话，她一直不肯放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年纪很大了，到这里念书有些晚了，不像你们，还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前途光明，她一本正经的纠正我：老黄，不是太阳，是月亮。然后她停了一下，像在思索，过后又肯定的告诉我，是月亮。我顿时感到这里面隐含的信息份量，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以后每当回忆起黄安林，我就想起月亮。此后我因为吃不来美国食堂，而且很贵，就搬出去与两个泰国来的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住在一起，一个人一个房间，共用客厅厨房，我们合在一起吃饭。我因为很会做饭，深受他们欢迎。这两个孩子看起来还未成年，但已经是色场老手，他们一直盼着寒假快到，可以去DOLLAS逛妓院，他们告诉我最多的事情，就是怎样选妓女，和在泰国时怎么骗女孩子，也许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包挂台湾同学，在一起色情总是谈话的主体，我不应该少见多怪。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看书看得实在不能忍受了，对于很多亚裔人来说美国的寂寞，死静令人窒息，他像发病那样在房间里大叫起来，后来干脆放下书去学生中心，坐在那里看美国女孩子了，那个疯疯癫癫样子，我真担心会失控犯罪。这段时候黄安林常来看我，她主要来问我功课，我发现她的基础差得惊人，实在不太相信她还是名校毕业的，好像是哈工大。问完功课我们就开始聊天。常常是忆苦思甜，我开始骂共产党，她开始述说她在文化革命中的凄惨日子，父母被斗和关起来，她和她妹妹到处乞讨，无人管的日子。外国人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外表看起来好好的人，内心都有伤痕，是残疾的，被刀砍过，那些伤痕至今还常常隐隐作痛。她告诉我她妹妹也来美国了，在美国北部，因为念书实在念不下去，舍性与一个白人同居了，她妹妹长得相当不错。今天人对于我们那个时代到美国来求学遇到的困难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几十年的锁国政策，英语一直是敏感区，现在一下来念人家的研究生课，谈何容易，两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不同，更加强了来到这里的生活起居的困难，另外没有钱，中国人那个时候哪里会有美元，而黄安林是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她哪里有美元呢？她等着我问。可是我就不问。终于她自己忍不住了，慢慢字里行间开始显示自己了，这是一种奇怪的有趣状态，一种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真正身份，又想让人知道的诱惑。其实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我身边的大陆人都是高干子弟，而且在81年能够到达美国的都是地位非常高的干部子女，从他们来美国后的行迹诡秘来说，我猜测在高干中子女出国已经非常普遍，中央可能已有文件限制高干子女出国，所以这些人来后很多都是用的化名，不轻易告诉真的身份，第二他们来美国是处心积虑和准备充足的，不像我到达美国连汽车里有安全带都不知道。他们的签证都是F1,所以直奔移民，不像我是J1,学成必须回国。他们不但在英语上做了准备，我回忆起我在出国前石油部给我们请了一个美国女教师突击英语，班上不三不四的插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我们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学者，学语言很迟钝，这两个孩子比我们灵光多了，将我们的笨突现得非常明显，搞得大家很有意见，因为这个班是为训练即将出国的学者开设的，不应有小孩子，后来打听到这两个孩子，都是江汉油田的，一个爸爸是县长，一个是公社书记，走后门将孩子放到我们班上，当时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回忆起来恍然大悟，想必高层子弟的出国潮已经蔓延到下层，以致公社一级的干部也蠢蠢欲动，在为孩子做准备了。当然这个出国潮后来被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煞了车，邓的政策有些类似当年元朝让贵族任意圈地的特权，使高干子弟可以利用特权敛财，一夜之间都暴富起来，而这就让前面来美的的高干子弟，吃大亏了, 历尽千辛万苦,在美国留下来了，守着一个黄脸婆，每天上班在公司工作, 而他们当年没有出国的同龄朋友现在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小三二奶左搂右拥，我在北卡时有时会参加他们的PARTY, 常常听到他们酒足饭饱后为自己的错误出国而愤愤不平, 呼天抢地,这时我感到忍俊不住：生活和生命之所以对我们这样有吸引力，不正因为它的这种不可理喻，变化无穷。后来我与黄安林和徐进关系都到达非常信任的程度，他们开始告诉我他们来美国的真实情况了。当他们告诉我他们临别父母，父母的关嘱时，我远远的感到刀伤也在那里隐隐作痛：徐进的父亲是这样对他说的，孩子，去吧，好好念书，学一门技术，永远不要学政治，如果能够留下就留下，不能的话，记住这里还是你的家。澈心之痛，当年的委屈，溢于言表。如果文革前，我们这些普通人，被当官的用刀砍得满心都是伤痕，那么文革又让老百姓砍回去，砍得那些当官的也心凉了，现在共和国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了刀伤，大家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的在那里流泪。黄安林告诉我，她父母都是职位非常高的共产党官员，高到什么程度, 她不说，她只说文革前刘少奇，江青，邓小平，这些人家里她们都去，她叫他们家里人阿姨。我相信黄安林不是骗我的，我跟她相处，从没有感觉她是个虚荣的女孩子，但有一种她们那个地位的人的高傲，不过时间太短，这种高傲还没有印澈到骨髓中去，否则她就应该属于贵族了。一个民族的贵族是这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需要几代财力的哺育才能生成，所以至今英国，日本都保持着皇族。中国人不太懂这个道理，很多给咔嚓了。我少年时与曾国藩的后代住在一个楼里，他们那时虽然不是高官了，但是从你身边过去时，那种高贵的气势仍让人敬重。他家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小三四岁，常常坐在他家门口，脸苍白，胸部平平，瘦得像骨架子，但是架子很大，不太理人的，有一种大家闺秀的冷若冰霜。但是我走过她家门口时，她总要招呼我，显然是喜欢我，盼望和我说话，可惜我这个人情愫开窍很晚，小时候特别顽皮，喜欢捣蛋，对女孩子天生看不起，有时还要欺负人家，尤其比我岁数再小一些，我就更觉得不值得我注意了，也奇怪那时候比我小二三岁我就觉得跟我不是一个级别的小巴辣子，现在老婆比我小十来岁，我也觉得不算小。后来到了国外，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有贡献的学者在加拿大得癌症离世了，她能用四国语言交谈，在国内时是林巧稚的研究生，在国外发表了很多论文，也像林巧稚一样未婚，死时才52岁，我看了不禁怜香惜玉起来，看着网上她生前的照片，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旁边卧立着一只非常漂亮的金毛大狗，一副贵族气派，那种脸上的神气，高贵，智慧，深邃，哪是能为现在追大嘴大眼睛高鼻子的妖娆明星的男人能明白的。这样的女人，不要说我当时是个不谙事的小孩子，没有一定阅历和深度是无法进入她的境界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一颗优美的陨星就这样从身边檫身而去，否则我一定会去找她续写我当年的无知。在黄安林感到学习压力和各种其他压力的时候，她总是重复她母亲说的话，“我相信我的女儿能够走过去，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这时候我可以看到她的目光坚定，一种与她身份相应的骄傲。黄安林告诉我，她的经济来源于香港的一对医生夫妇，50年代她的父母曾经帮助这对夫妇去了香港，他们一直未忘记这个恩情，自愿支持黄安林与她妹妹来美的经济。但是我认为也不是非常宽裕的，因为后来黄安林买了一辆破车，没有等拿到驾驶执照就迫不及待地去打工。也许是在中央，政策的限制比地方上要严得多，黄安林的出国准备显然比那对吉林夫妇赵XX和王XX 要差远了，地方诸侯天高皇帝远，可以大张旗鼓的为子女出国做准备。他们夫妻来前不但会开车，英语流利，小王说英语时连美国的音调都模仿得非常准确。这一要归功于他们本身是英语系的本科毕业，二来他们在出国前将来中国教英语的美国教授包了，成天混在一起，英语飞速提高，当然那对美国教授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完全被隔离了，回国后一回忆起在中国受到的无微不至的款待，就感动到眼泪汪汪。赵的出国准备甚至到了饭馆打工的深度，当然不是做饭馆招待接客，而是炒菜，我的厨艺在来美的中国人中是一流的，堪与美国的中餐馆一比，但是比起小赵就实在不算什么了，我吃过他的炒菜，非常惊奇，他告诉我他是将一级厨师请到家里来教的。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准备，他们来美后的学习仍然非常困难，这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基础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断了十年的基本教育，这是无法突击的。他们夫妇来后，都是先去MICHIGAN 大学读 BUSINESS 硕士学位，读了半年下不去，转到LAMAR 来了。即便像赵XX和王XX 这样国内的土皇帝，当时到美国来也是没有美元的，他们相当一部分经济来自出卖中国的古字画。被英语教授从中国带回来认为干儿子的刘XX 告诉我，他回国去，赵XX和王XX 的父母就找他带古董过来，刘不愿意，说如果海关查出怎么办，他们说查出来你就扔掉。每次黄安林来问功课，都到深夜才走，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黄也是一个杂家，除了数理化不行外，知道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能聊起来。我们每次见面都在客厅里，我从来不领她到我的房间里去，总是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三人沙发的边缘上，她坐在单人沙发上，前面有个茶几，正好为我给她写数学公式。我们长时间的深夜促膝而谈，当然那二个泰国孩子不会没有感觉，下面是发生的事情。有一天，我将黄问的功课解析完了，就上厕所去了，等我回来时，我发现黄安林在对我诡秘的笑着，我没有理会她，继续开始我们聊天的题目，可是黄安林仍然意味深长的对我笑着，那种笑让我莫名其妙，还有些不舒服，我就问，发生什么事情啦？黄安林笑眯眯的说，你老黄可是一个规矩人，我一直这么想的，也一直这么尊敬你的，我说没有错啊，出事了吗？她发现我似乎真的不明白，就从她坐的单人沙发旁边拿出一本女人光屁股的杂志来，我一看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两个鬼搞的，就怒气冲冲的走到他们的房间口，用脚一踢门，他们两个人正在门缝偷看我与黄安林，我很生气，就大声训斥他们，他们说，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他们急死了，觉得进展太慢了，想帮帮我的忙，我觉得秀才遇到兵，有理谈不清，只好回到黄安林那里去，给她解释，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老黄，不像小何，我说小何怎么了？她说小何提出要跟她睡觉，被她骂了一顿。我又大吃一惊，小何是新来不久的一个大陆学生，父母是外交部的，估计是个司局长，长得嫩皮嫩肉的，有些像现在说的小鲜肉，我吃惊的是前两天他在食堂对我说黄安林太难看了，现在看来这可能是行动前欲盖弥彰的舆论准备吧，我好像又回到了中国的高风险生活，有些毛骨悚然，当然我没有将这些告诉黄安林。黄安林的后面许有高人指导，例如她一来这里就选择电机专业，而不是其他工程专业，当时工程专业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唯有电机是个例外。过了几个月，黄突然对我说，她要换专业，换到计算机的人工智能专业，我更肯定她后面有高人了。如果转到这个专业，她就不要面对这么多的数学了，而且将来毕业后的就业前途极为光明，报酬也高。计算机软件至今为止只是一种用搭积木方法构成逻辑的艺术，不成为一门科学，不像其他科学需要非常严格的基础学科训练。我认识一个女牙医，到了美国，看看计算机专业那么火热，挣钱多，就去学计算机，拿了个学位，去干IT,过了两天，觉得还是牙医赚钱容易，又回去干牙医了。她这样肆无忌惮，视入行业如无人境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还不是欺负计算机里面没有真学问。你让她进进电机，机械，物理试试，断无可能。很多文科的人到美国改学计算机，都没有困难，但没有改工程的。再看看举世闻名的所谓精英集中的硅谷，那些所谓声振屋瓦的公司，竟然将年纪大的人裁掉，专招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什么？因为它们这个行当，不要大本领和扎实的基本功，只要能记住新东西，脑筋快就足够了。所以那里集中了印度人和亚裔人，决一死战，这种报酬高，本领不大的地方，成了这两个民族拼死拼活的疆场。这个时代的主强音，已经从上世纪初，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费曼，薛定谔等群星争辉，下降到以挣钱和沽名钓誉为主旨的一个没有分量的时代。黄安林转了专业后，来问我问题就少多了，不过我们常通电话，还是好朋友。我与两个泰国人住着时间长了，也不习惯，就想搬回学生宿舍去，问题是需要个室友，这时，一个天然的室友借祖国世界革命外交的光，从天而降，是中东巴勒斯坦人。他在路上截住了我，听说我是中国大陆人，喜出望外，他说中国是第三世界，是巴勒斯坦的好朋友，帮助他们反对以色列。在他强烈的愿望下，我们变成了具有相同的伟大政治理想的室友。我们住在一起非常和睦，他一天要祷告真主好几次，他祷告时，跪在地上，头完全碰地，屁股翘得非常高，看起来非常不雅。每当此时我都静静地离开房间，让他专注祷告。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二三个月，相安无事，直到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在电视中看一个美国片子，巴勒斯坦人回来了，看到我在看电视，也没有招呼我，就上床蒙头大睡。我有些麻木不仁，没有感到气氛不对，因为电影还有个结尾，就想看完。怕影响他睡觉，我将声音减小到非常微弱，人坐到电视旁去听，看完了，也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我被一个巨大的突然爆发的音响惊醒，爬起来一看，巴勒斯坦人已经不在床上，发出巨大声音的是他的收音机。我真不相信这个小玩艺儿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发音不算，还在桌子上震动不停，令我想起了，有一次我从市场买的那个小活螃蟹,在我要吃它时，到处跳动和怒目瞪视我的样子, 我将它关掉了，但是已经睡不成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以为找个机会与巴勒斯坦人谈谈，消除误解就可以了。但他不给我机会，我第一次认识到民族基因差别的潜在作用是如此顽固。第二天四点钟收音机又响起来了，也许这就是中东人表示不满的方式,有些恐怖主义，跟他们那个地区政治斗争手段有些吻合。为了安全，我觉得我应该及时搬走，放弃这个第三世界的盟友。我有点伤心，不过我也安慰自己，我可怜的祖国的遭遇比我坎坷多了，我们在灾荒年代，自己勒着肚子，甚至饿死人，还给第三世界送去支援。结果呢，欧洲唯一的明灯息灭了，还和南边的小兄弟打起来了，要伤心的话，不要去跳江吗。还记得我出国前，在北京接受教育部培训时,官员一再告诫我们，为了安全，不要住黑人区，黑人当然是第三世界的，是我们的弟兄，而美帝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官员要我们远离黑人弟兄，去与敌人住在一起呢？我真是太愚钝了，没有懂得这些官员的临别赠言，句句都是出自肺腑啊。我暂时找不到室友就一个人住了，只是黄安林还经常打电话来。有时候学校的英语教师会请我们大陆同学到他家中做客。他曾经作为客座教授去中国教了二年的书，他去中国时正是大陆人刚走出四人帮阴影，穷得叮当响，对所有海外人无限羡慕和无限躬腰的时候。那时候不要说美国人了，一个香港人，一个台湾同胞到中国都会受到贵宾的待遇，有一个海外亲戚的无上荣耀与几年前有一个海外关系的无限倒霉正好完全抵消，所以从历史的宏观来看，我国的政策往往是非常公平的。这个教授在中国那个特定时期，受到的友好对待使他终身难忘，事实上当时这些数量有限的外国教授一到中国就被要出国的高干子弟分配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和人的接触都是精心安排的，只是他们本人不知道而已。这位教授没有孩子，后来在中国过继了一个孩子，刘XX，在学校念计算机。教授为了报答在中国的知遇之恩，对大陆人超倍的友好，只要逢节就请我们去，这时我们所有的大陆学生共济一堂，气氛非常热烈。我们这个团体已经慢慢发展得小有规模，小刘，年纪最小，也就是教授的干儿子，在念计算机，小徐，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大陆学生，二十左右，在念电机，小何，三十左右，在念国际关系，小赵和小王夫妻俩个，在念经济，还有一个三十多的王女士，与小赵和小王夫妻一样都是吉林来的，在念教育。当然还有黄安林，我的老朋友，现在在念计算机。由教授所搭的这个桥梁，使我们慢慢都熟悉了。在此之间，有一件不太聪明的事情，令我至今不忘。问题还出在黄安林身上，那时候大陆女孩子刚出国，对国外的女性化妆非常投入，问题是她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化妆品，加上袋里钱不多，买的都是低档的化妆品，所以脸上涂上去后，就显得过分浓烈，像中国京戏中的花旦。我这人平时是不太注意这些事的，与黄安林补课时，单独相对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觉得这是问题。直到有一天小赵等找我谈，说黄安林的样子有些损害大陆人的形象，台湾人都在背后笑话，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他们认为我与黄安林关系好，去说问题不大，我一开始没有同意，但后来由不得他们一再鼓动，就答应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将这件事看得非常了不起，以为只要轻轻一说就可以了，但事后回忆小赵对我讲的时候那个眼神冒着火花，不太良善，我才明白我上了大当。我是这样对黄安林讲的：小黄，你的妆是不是可以化得淡一些。黄安林有些奇怪，她不懂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她知道我不是注意这些事的人。怎么了，不好看吗？我有些支吾：不是我，他们觉得不好看，让我来对你讲讲。谁知黄安林一下炸了，跳起来了, 我化妆，我愿意，不好看就不要看，管你们什么事,你真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 ...... 她一口气大声叫了几分钟。我从来没有看到黄安林发这么大脾气, 吓呆了, 黄安林跳了半天, 看到我一副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子，才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老黄是个大笨蛋，我对你有个忠告，以后再也不要去对女孩子的化妆说三道四，更不要听别人的话，来做这种讨骂的蠢事. 后来黄安林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我好像发现她的妆化得更浓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和黄安林的关系，我与黄安林一直到离开LAMAR 都是好朋友，我只是奇怪，以我们的交情，为什么我离美国时没有和她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也许是我认为我不会再到美国来了，而黄安林是不会回去的，留也意义不大。第二次来美后，我曾经在网上找过她的资料，毫无收获，可能她用的是假名字，无法找，而且中国后来蒸蒸日上，以她的背景，选择回去的可能非常大。我独自住在宿舍的一段时候，晚上很寂寞。美国的寂寞对于大陆人来说常常是窒息的，很多人无法适应回去了。幸而这时候又来了一个要我帮助功课的人，就是那个在念教育系的王女士。这次补课与上次与黄安林大相径庭，面对王女士，我有些心神不定，为什么呢，我也不很明白：是因为上次我与泰国人合住，而这里我们是孤男寡女在深夜独对？是因为黄安林是个没有结婚的年纪比我小不少的姑娘，而王女士是个比我稍稍年轻的已经结婚的女士？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种困惑应该不是单方面的，如果我感觉到骚动，不安，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很可能对方也有这种骚动，甚至诱惑。我的不安，是不是对方发出的心理电波引起的共鸣，为此，我仔细的观察了王女士一下。王女士，三十多岁，烫的短发，脸上的线条很细腻，精致，五官靠的比较近，没有北方人的那种粗犷，但是也不像我熟悉的江浙南方女人的那种秀气，是一种我陌生的女性。看起来她很严肃，没有一点其它不良思想的表情。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我的不安和不定，被她发现，也就加倍的显出严肃。这就造成我们补课的气氛变成一种肃穆和僵硬的环境，与我和黄安林在一起时那种轻松活泼，完全不同。不过这种气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以挑剔的，因为王女士来问我的内容是统计和概率，而这正是我的盲点。我的数学基础主要在分析数学，例如微积分和微分方程，我从来没有学过统计和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我读她的教材，理解得比她可能还是好一些，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是一起学，我将学的体会传递给她，这样的教师当然是不称职的，但她似乎也不太计较。所以我们的对话完全是用数学用语构成，其意思非常不清楚，但是也不完全枯燥，否则王女士不会再来了。我们俩个就在异国的深夜，相互看着，大眼对小眼，说着双方都不太懂的一知半解的概率名词，中英文混在一起，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意思，面部表情超常的严肃和专注： This is an random occurrence phenomenon really, 它也可能是，still have chance to occurred. 我觉得很难，this is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等等，诸如此类。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不由去看钟表，可是王女士还没有离去的意思，但也没有要和我聊数学以外东西的动向。我有点心猿意马，但是马上就守住了，看看王女士虽说有时答非所问，但表情总是那么严肃正经，我马上做出更严肃的表情，心里不断告诫自己，一定不能丢派，露出我心内那个不断蠕动的诱惑。我们就这样在补着奇怪的课，每天晚上盼着一起来填补那种吞噬中国人的，美国的，一点声音没有的死一样的寂静，每天分别时都有一种重归黑洞的惆怅，但是又都牢守着中国古代的礼节，相敬如宾，没有越池。这种在中外男女关系史，爱情故事，言情小说，没有人描写和探讨的区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进不退又不能分的僵持，一直到老贾来才不得不结束，因为我有了新的室友。现在每当回忆起那些与王女士一起度过的夜晚，我觉得很是甜蜜和温馨。如果我们真的守不住盘踞在心里的诱惑，像干柴烈火那样燃烧起来，那么这个回忆就不会这么轻松和诗意，而有一种俗气了。那种故事中外小说家写了太多太多，大部分以悲剧结束。我与老贾的相逢也是命运奇怪的安排。严格说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过我金属工艺学。在我快要被定成反动学生时，他也曾经众人拾柴火焰高地扔了几根小干枝，我在我怎么成为反动学生的回忆中会写这些往事。现在在国外重逢，还住在一个房间里，真是不可思议。当然老贾现在对我特别尊重，可能已经忘了当年的事，毕竟我当年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普通学生，或者他还记得，不去提它，老贾是非常聪明的人。老贾比我年纪大十岁左右，是解放初期的清华毕业生。共产党重工轻理，更轻视文科，所以解放后清华比北大要吃香得多。那时候共产党急需有知识的干部充实部一级的官僚机构，所以北京的各个部委，大学领导，科学研究领导层中布满清华毕业生，他们形成一个清华网。办事特别容易，相互打个电话，到处开绿灯，这个历史的形成应该与反右有关系。中共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右运动，在这个运动前，共产党踌躇满志，想露几手给中国人民看看，给世界看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段子写了他们刚进城时的这种又兴奋，又担心，又勉励自己的心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周恩来点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在车上，一脚在地下，平平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反右之所以重要，因为反右后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进城时的共产党，不再考虑好成绩，而变成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超法律的肆无忌惮的太上皇，从此以后反党成为超过一切罪行的令人谈虎失变的可怕词。反右后共产党什么都敢做，不怕有人，也没有人敢再批评他们。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党做了一件非常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伤害的是5 % 的地富反坏右，那么这件事伤害的是全国人民。最有趣的是这件事至今不但没有人批判过，而且无人提起过，我在这里卖个关子，不说是什么，我将在吃的人生那篇文章中以震撼人的文字将这件中外史上空前的共产党丑行公布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为什么反右后无人再敢批评共产党呢？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反右反的并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外面的人，恰恰相反，它反的是它在夺取蒋介石政权中曾经对它有过汗马功劳的出过力的，对它非常崇拜的在国内外有名声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反的是那些听取周恩来花言巧言解放后从国外回到中国建设祖国的知识分子，反的是那些在它的基层，曾经作为地下党，党外围，党基层为它卖过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自认为有威望，有本钱，有功劳，是党的主人，朋友，或者仰慕者，有责任有本钱有资格帮助共产党，才在反右中发言，而现在夯不啷当一下子都被铲除了，中国从此没有了再有资格，再有胆量批评中共太上皇的人了。这些人的铲除，使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中一下子出现了知识干部的短缺，而清华帮的这批年轻的毕业生就在这个时候无功受禄的进入了北京的部委，大学领导，科研领导，市委领导，布满了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与当年那些为共产党卖命的知识分子不同，清华帮进共产党是没有本钱的，他们以对共产党的衷心，听话，紧跟来建立他们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升官进爵。我将在我怎么成为反动学生的回忆中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个历史。老贾是清华的，像刚解放的清华毕业生一样，那时候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还没有来得及影响解放初的大学成份，这些人基本都出身于国民党的官僚家庭，资本家地主家庭，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在以后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比正牌的共产党更铁面无情。老贾的英文非常好，尤其口语，我从他的隐约其辞中感觉到他父亲在解放前与外国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说他父亲是一个美国人办的中学的校长。我猜要比这复杂，直至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在美国仍然有很多父亲当年的朋友，他这次以访问学者到美国来就是自费，由他父亲的过去朋友经保，这在我那个时代是非常罕有的。但是老贾没有像他的同学一样进入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入党，这可能和他极其隐蔽的世界观有关系，他只是享受着在北京办事特别方便的清华关系网的利益，他从来不谈他的政治观。但是在文革中，他告诉我他是大庆公社的摇羽毛扇的幕后人，高干子弟姜杨只是前台的领导人。当时占北京石油学院90%群众的大庆公社是真正的造反派，而只有一二百人的北京公社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里面集中了差不多全部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政工干部。我由此判断老贾的政治态度与共产党基层干部不一致。从威严的角度看，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看起来很厉害，动不动就要训人，暴跳如雷，还有一种人，从来不发脾气，讲话非常和气，但是有一种天然威严，让人看了不敢放肆，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人，老贾就是后一种人。我与老贾住在一起，相处不错。老贾完全可以听懂英语地方广播，有一天，他听到地方广播说，我们的一个留学生在接受访问时说他非常恨共产党，因为他祖父是开药店的，解放后被共产党枪毙了。我们都很奇怪，觉得这里大陆留学生除老贾和我以外，都是高干子弟，哪里来这么一个人，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这一定是小赵欲盖弥彰造出来的故事。实际上我们从他的老乡小刘那里知道，小赵的父亲是省军区首长，他的妻子是省组织部长。他们的英语非常好，与美国人交往很多，怕暴露真正的身份。有一次小赵在电视上表演炒菜，他的中国厨艺是一流，得名师指点，非美国的中国饭馆中那些滥竽充数的厨子可以相比。可是这次在电视上表演却出了洋相，他炒菜时，有一块肉跳到锅外面去了，掉在灶台上，他赶忙有手捡了，扔回锅里，我们乐得哈哈大笑。在我们大陆学生中小赵两口的条件是最好的，他们有车，有厨房，但是他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怕我们麻烦他们。我们平时买东西都是请台湾同学帮忙，我们对这个情形心照不宣，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可是有一天老贾说他有办法，我说怎么办，他向我要了一个我领事馆给我每月寄钱的信封，我说干什么，他说有用。然后他研究了小赵偶尔到我们宿舍来看我们的时候爱坐的位置，正好是在他的床边，他就将那个信封放在枕头下面，但是露出领事馆那几个字在外面。我说有用吗，他说你等着看吧。那天小赵来了，果然坐在那里，我也发现了谈话时他有点心不在焉，老是用眼睛去瞄领事馆的信封。第二天回去后，他非常热情的打电话来，要请我们去吃饭，到了那里一再提议要帮我们去买东西，完全变了一个人。回来后，我肚子都笑痛了，夸奖老贾，老贾只是淡淡地说我太了解这些人了。但是乐极生悲，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后继影响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这就是我要写的本文的第三部分，徐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