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北京一文中我写道：
“火车起动的时候，我看到鲍有光的父亲跟着火车跑着，他哽咽着叫喊着 “ 有光，
要想着我”。在灰暗的月台灯光下，火车将他慢慢地愈抛愈远，缩成了一点。我们
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
鲍有光父亲结婚很晚，从火车上看下去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人了。
鲍有光告诉我，他父亲得悉他定成反动学生的时候，半天没有说话，然后抽泣起来。
那不是女人的嚎啕大哭，而是一种男人的哭泣，一种没有眼泪的从喉咙里抽发出来
的呻吟，伴发着全身的颤抖。联想起我父亲收到我被定成反动学生的信时， 一下就
倒在地上，晕过去了，我们这些孽子欠上一代人的恩情是多么深重。现在他们都已
经离世多年了，想起来感到一种深深的歉疚。不幸的是这种歉疚只在他们离世后才
清晰的慢慢涌现出来，时间愈久愈令人揪心。
鲍有光被定成反动学生，他父亲是要担当很大责任的。鲍有光对他父亲的爱和崇敬
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连他谈起他母亲时，那种对女人眼光短浅的轻蔑口气，都与
他父亲活肖活现。鲍有光的所谓反动言论很多都来自他父亲在家里与朋友交谈时对
时局的评论，什么老毛长老毛短的。难怪批判鲍有光时，那时对毛泽东崇拜到五体
投地的学生们要嚎叫，你竟然将我们伟大领袖心中红太阳叫做老毛，是可忍， 孰不
可忍？今天想起来令人忍俊不禁。
鲍有光的另一个罪行是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具体的事实就是将他父亲的各种故
事乃至怎样追他母亲的种种细节到处宣讲。每次开讲，周围都围着一大帮同学，听
得津津有味。不过这也实在难怪鲍有光，当他告诉我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也认为它
充满了魅力，不讲实在可惜。
鲍有光父亲，鲍扬廷，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农民家庭，是最小的儿子。正像大部分不
寻常的男人都有个了不起的母亲一样，鲍扬廷的母亲想必是个非常杰出的女人。她
生到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发下狠誓，当牛作马，也要让最小的儿子念书，不再当农
民。鲍扬廷果然读到了高中，这在民国初期是了不起的学历。高中毕业后的鲍扬廷
穿起了长衫马褂，在安徽有名的学校安庆中学教书。如果故事只到这里为止，那么
鲍扬廷的传奇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我相信，人的不平常经历都是逼出来的，否则
以人的天性都会随寓而安。鲍扬廷在当教师前，母亲给他娶了亲，一个不识字但非
常会保护自己权利的农村妇女。鲍扬廷在安庆教书后，再不回家去了，意向很清楚，
想退去这门婚姻。女子提起包裹，找到安庆中学，鲍扬廷不肯和她住在一起，也不
将她介绍给自己的同事。女子找到学校的各个部门，涕泪交流的诉说鲍扬廷的负心。
这就引起了教师公愤，鲍扬廷在校内变得臭不可闻，但他拒绝屈服。于是学校的一
些教师帮这个女子写了大字报(所以大字报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中国人早就在用它
了)，在安庆城内到处张贴，鲍扬廷变成了现代陈世美，以“安庆事情”的规模轰动
了平静的安庆城 。鲍扬廷已经无法在安庆安身了，他到了走投无路的境界。
这夜他做了个梦，梦见死去的母亲仆仆而来，对他说：“小三， 现在政府选派出国
留学生，你去考吧！” 母亲一走，他就醒了，梦境栩栩如生，母亲的话历历在耳。
但是参加那个考试的报名费非常昂贵，他必须卖去他的大部分东西，才能付起。虽
说有母亲的梦，但是考试中高手如林，去参加这样的考试无疑是大海捞针，不中的
话他更无退路了。反复斟酌，他还是决定孤注一掷，报名参加考试。
考试完，如大海沉针，他的工作又丢了，总不能这样坐山等死，看到报纸上上海海
关招人培训，上海师范也在招学生。这两处都是不用学费，还管生活费的，他变卖
了最后一些东西决定去上海。不幸到了南京，那艇每月一次从南京到上海的小火轮
刚刚开走。等一个月，不但考期错过，而且他囊中羞涩，已无法坚持。走到了这个
份上，鲍扬廷觉得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不由心灰意冷，只剩下一条路，出家当和尚。
于是他向金山庙走去，准备剃度。
走到半山腰，回头展眼向远处浩浩长江望去，突然看到一艇拉着木材的小火轮从上
游徐徐而来。他心中的希望复燃了，不顾一切地向山下跑去，他必须在小火轮航过
金山前将它截住。这艇火轮正是去上海的，经过他苦苦哀求，终于搭上了它向上海
驶去。
上海是个人才云集的地方，他没有被海关录取，但是被上海师范选中了。上海师范
也是包吃住的，所以鲍扬廷如释重负，几个月来的担惊受怕终于到头了。正在高兴
的时候，他又收到安庆朋友来信，告诉他在出国考试中他得了第三名，而出国的名
额只有二名。但是考试条件中写明非安徽居民不能入考，得第一名的人不是安徽居
民，而是上海人。这个人觉得自己在人才云集的上海断然没有中考的机会，因此求
国民党要人陈立夫写了封推荐信，插到安徽来参加考试。他的朋友强烈地建议他立
即回安庆，上告主考部门，将这违法参考的第一名挤出去。这个消息使鲍扬廷刚平
静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必须做出决定，是放弃上海师范回安庆去打官司呢？ 还是
求稳去上海师范报到？
鲍扬廷毅然选择了回安徽。
但是官司进行得并不顺利，他的上诉被安徽主考部门驳了回来，他又去北京教育部
再诉。这个官司是在北洋军阀执政的时候打的，那个时候中国文人的脊梁骨还没有
像现在这样完全蹋下来，社会上确实有不畏权势，两袖清风，一身傲骨的读书人存
在。军阀抓了学生，北大校长还敢去衙门要人，卫队杀了学生，总理段其瑞赶到现
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素食终生谢罪。这些事到了今天的共产党时代不是天方
夜谭吗？所以鲍扬廷的官司要是落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反盘的希望甚微，如果到了
共产党政府手里，恐怕连案子都递不上去，最多到上访的地方去填个表格而已。但
是北洋时代的教育部很认真的处理了鲍扬廷的案子，去掉了第一名，鲍扬廷由第三
名晋升为第二名，取得了出国资格。
鲍扬廷是在上海坐船去英国的，他的安庆悍妻得讯后赶到上海码头，哭哭啼啼地拉
住了鲍扬廷穿的政府给每个留学生新做的长衫不让走，竟然将袍角拉断了一截。鲍
扬廷山盟海誓到了英国就给她写信，才摆脱了她的纠缠。不管怎样这是这个可怜的
女人最后一次在鲍扬廷的生活中出现，以后无人再知她的踪迹。
鲍扬廷在国外主修政治， 听他说他不但在英国攻学位，还常去德国听课。他于1937年
获得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鲍扬廷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另外一个从国外学成回国的教
授同宿舍。那个教授的姓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有一脸麻子，我们姑且叫他麻子教
授。
鲍扬廷在教书业余不像麻子教授经常出去参加社交活动， 而是关在宿舍中做学问。
每天晚上麻子教授回来就眉飞色舞地叙述交际场和名人圈中的各种风流韵事。很快
麻子教授就堕入了情网，麻子教授爱上了当地一个财阀的女儿。不消说，这样又漂
亮又有钱的女子周围是不缺追求的人的，麻子教授与他的对手们展开了激烈角逐，
每天晚上回来就详细地向鲍扬廷描述当天的战果，请鲍扬廷出谋划策。在鲍扬廷的
积极参谋下，加上当时留学回国的教授实在是凤毛麟角，麻子教授觉得自己愈来愈
占上风，赢得了美女的芳心。为了使出的主意更能对症下药和显示自己的眼光不俗，
麻子教授极力怂恿鲍扬廷亲自去看一下这个女子。鲍扬廷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受不
住麻子教授的再三鼓动，勉强去了。这一去糟糕了，鲍扬廷自己看上了这个女子。
麻子教授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了，平时在宿舍中寸步不出的鲍扬廷不见了，然后发
现鲍扬廷也天天往那个财阀家跑起来了。但是鲍扬廷倒是一点也不去纠缠那个女子，
他天天去陪那家的老祖母打麻将，很快鲍扬廷就取得了老祖母的芬心。这家就像红
楼梦中的贾府一样，祖母当权，所以麻子教授在与敌人无法直接交火的情形下输掉
了这场战争。他输得不明不白，窝窝囊囊，徒留满腔怨恨在胸怀，一气之下，卷铺
而去。不消说，这位女子后来就是鲍有光的母亲。
鲍有光母亲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容貌，我从农场回北京上访时去他家， 生了六(七？
)个孩子的她仍然不见衰老。鲍有光说她母亲都不敢与他一起上街，怕别人误解。
鲍扬廷离开武汉大学后，去金陵大学任政治经济系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鲍扬
廷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与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1947年他任驻希
腊使馆一等秘书兼任驻联合国巴尔干地区副代表。一直到希腊不再承认台湾，改认
大陆中国时，打道香港起义回到中国。
鲍扬廷回国后共产党没有立即安排他的工作，当时的共产党正踌躇满志，充满自信
和锐气，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露一手给中国人民和世界看看。与今天捞一把是一
把， 随时准备溜之大吉的走在穷途未日的共产党心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共产党要
鲍扬廷到全国去走一走，看看新中国，受些教育，心里不无得意洋洋和自豪。
坦诚说共产党开国时的新气象曾经迷惑了不少人，这并不是人们的过失，现代他们
的后人不能理解他们的前辈的迂腐，甚至嘲笑他们愚味，这是很不公平的 。他们不
知中国人经过无数战乱摧残，经过多次辱国条款的羞辱，在看到一个新的和平的在
国际上能够自立的统一国家出现时的那种惊喜，何况共产党和毛泽东也不是在一开
国的时候，就准备糟蹋中国和中国人来的，以后干得乱七八糟，笑话百出和灾难不
断自己打起架来了是以后的事。开国时毛泽东确实在努力兑现他在会见陈嘉庚时，
发表的对未来的新中国许诺：
一没贪官污吏；
二没土豪劣绅；
三没赌博；
四没娼妓；
五没小老婆；出来
六没叫化子；
七没结党营私之徒；
八没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人吃摩擦饭；
十没人发国难财。
这些条款中有几条确实在解放初的中国显现了，令人们耳目一新，对新政府充满希
望。
鲍扬廷来到了中国农村，其时气象一新的中共廉洁政治，穿着朴素的蓝色人民装，
留着平发，平易近人的共产党干部，睹娼一扫而光的简朴整洁的城市，说话时充满
自信和理想的新中国人民，曾使多少海外归来的民主知识分子热泪盈眶："中国这头
睡狮终于苏醒了"。但是这些假象和掩盖在这些新气象下的潜在问题并没有逃过政治
博士鲍扬廷老辣的眼睛。当农村干部告诉他，农民打倒了吸血鬼地主，分得土地，
走上合作化的幸福道路时，鲍扬廷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 很好，你们所做的这些
都很好，但是当你们将土地又集中起来的时候，谁来管理，这些管理的人会不会又
变成骑在农民头上的新地主去吸穷人的血？"。农民干部怎么可能懂得这个问题背后
包含的深刻的人性含义，他们回答：
"不会，共产党就是专门解放穷困人民来的，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鲍扬廷耸
了耸肩，不再说话。
半个世纪后，历史已经对鲍扬廷的问题做了回答，共产党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而后发生的一幕幕，证明了鲍扬廷的疑问和忧虑是多么的正确。
鲍扬廷被分配在外交学院教书。除了一份教授工资外，国家还给了他一份可观的保
留工资。但是豁智的鲍扬廷没有得意忘形，相反他是如履薄冰，他将保留工资退回
给人事的工资部。人事的工资部又将保留工资送回给他，他又退回去，如是三次，
鲍有光母亲不耐烦了，抗议说这是国家给你的，又不是你要的，为什么要退回去。
鲍扬廷说，“你知道什么，在一个部门，任何人的工资不可以高于主管人，否则他
非倒霉不可。 ” 正是由于鲍扬廷的这份执着，像他这个类型人几乎全部掉进深渊
的反右运动，他逃过了这一劫。如果鲍扬廷拿着这份保留工资可能就是另外的结果
了。
鲍扬廷的政治敏锐还反映在反右运动中他的清醒。当共产党诚恳地要求他们这些起
义人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提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的时候，他像风雨中的磐石，毫无所动。与他平时常常在家里议论时政的
好朋友，例如卫立煌儿子等都坐不住了，拿着写好的大字报来要他签名，他断然拒
绝。鲍有光母亲说，人家专门来家请你，这么多人都签了，不签多不好，他看了看
妻子，那目光仿佛在说，你懂什么？结果所有签名的人都成了右派，鲍扬廷又逃脱
了。
1968年，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在北大荒劳动考察二年的处分已经逾期一年，学院无人
来给以结论。在我们反复要求，农场无法交代的情况下，农场保卫科批准我，李延
成和陈耀强三个人去北京与学校联系，正是这段时间使我与鲍扬廷老师有了直接接
近的机会。
我自认为在我的一生中，有三个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首先是车启轲师傅，他是我
在农场改造后期的管理人，他给了我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怎样坚强生活下去的意志，
第二个是黎孔昭工程师，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文人的筋骨，第三个
就是鲍扬廷老师，虽然我与他接触的时间比上面两个人短多了，但是他让我看到了
中国文人式的豁智和深度。
我们是在充满恐惧的心态下踏进石油学院校门的，当时学校分为大庆公社和北京公
社二派，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但是二派的武斗不时发生。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
待我们这些被赶出学校的反动学生，当时唯一感到胆壮的是我们袋里装着农场保卫
科给学校的正式介绍信。
完全出于我们预料的是我们收到学校联合总部的热情接待。
接见我们的是联合总部办公室的巫云松老师和其它两个老师，他们不但一口答应研
究我们的问题，还安排了住宿。但是他们非常小心的将问题仅局限于处分已经到期
的结论上，而非常小心回避原处分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问
题，以避免被对立派抓辫子，扣上为阶级敌人翻案的帽子。
他们以石油学院联合总部的名义给石油部和北京市委打了报告，不出意料的是当时
所有的党委都瘫痪，都是群众组织掌权，这些报告如石沉大海。我们也就以等待回
音的借口，理所当然的泡在北京，届时我们农场的其它难兄难弟也一个个神不知鬼
不觉地流窜到北京等待回音。这些人除了鲍有光，王有林和章子航的家在北京外，
其它人都与一个因成绩不好被学院开除，现在到学校造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要求
复学的准阶级弟兄挤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那是五六楼的一间宿舍，玻璃都在武斗中打光了，我们就用塑料布盖在窗子上，所
以成天不见日光，用鲍有光的话说，就是钻在阴暗的角落里，窥伺时机，随时准备
反扑， 夺回失去的天堂(：)。这是当时报纸上经常见到的描绘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
死，要大家提高警惕的口头禅，现在被鲍有光=用来反过来揶揄共产党，大家乐不可
支。
我们的活动主要是上访石油部，北京市委， 高教部，要求按期结束我们的处分。这
只是一部分公开的活动，另一部分活动，就是揭露毕业集训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运动，要求翻案。这部分活动主要是上访中央文革小组，给敬爱的江青同志和周
恩来总理等等写信(：)。当然那时候这些敬爱的中央领导同志自己一个个都焦头烂
额，泥菩萨过河，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哪有功夫来管我们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
可是我们想反正国家已经大乱得这样，再加上我们这点小乱，算不了什么。我们的
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是小，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实在太大了，以至我们实在不能为了
国家领导人的厄运而无视自己的恶运，连暂时等待一下也不愿意，所以就在北京给
已如烈火烹油的首都再加些油。同时我们的宿友，那个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迫害的，
也没有闲着，他的活动主要是跑北京火车站，检乘客丢掉的车票。因为这是一场持
久战，在上级领导短时间不会给我们一个处理的情况下，他就得在学校中坚持下去，
可是到了春节中秋他又想回家(东北)去看亲人，一张火车票相当于我们半个月的工
资，他绝对拿不出来，这位宿友就用废票拼成新车票。我看过他生产的各种假车票，
除非拿到专门的检验部门，在闹哄哄的车站和火车上是绝对没有人能看出它的非法
性的。我们这些由中国共产党制造出来的新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文化
革命中虽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但是从来没有幻想过要得到新世界，却是惶惶不可
终日，常常东躲西藏。最害怕的是过节，这时候首都清查和驱逐没有户口流入北京
的盲流，我们一个个就成了丧家犬，到处流浪。有关我们这部分活动如果写出来对
于后人了解文化革命的全貌，一点不比今天哪个官被打倒，明天哪个官被重用的那
些流水帐缺少永恒意义。正像圣经中说的，有钱的人和有权势的人上天堂比穷人和
不幸的人要难多了，中国的文革也逃脱不出上帝的这个教诲 。所以我应该另外撰文
来专门描写这段时间我们的种种文化革命活动。
就在那段日子我常常去鲍有光家，与他们家人都混熟了。每次去鲍扬廷老师都对我
很好，他的口音中带着浓重的安徽乡音，听起来非常亲切，令我今天难忘。
鲍老师很关心我们的上访活动，亲自聆听我复述和准备的二个不同的谈话版本：一
个是就事论事，要求按期结论我们的处分和分配我们的工作。另一个是控诉毕业集
训运动，要求平反。
每次我演述准备的发言时鲍老师都非常仔细的听着，态度亲切，平和，从无礼节的
繁琐。我到今天都能清晰地记得他坐在我对面的样子，眼神中流露着专心和鼓励的
光辉，听到觉得好的地方，就不住地点头，有时还轻声地说对，偶而还加上简单，
后来令你回味无穷的评论，有诱导之实，却无教授之形。对我最有帮助的是，在最
关键的地方，他有时会打断我，说等一等，或者说这个地方他不明白，要我重复，
还有时候他会装成是谈话对手的口气，问我问题。与鲍老师谈话，使我第一次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智慧的听者比一个雄辩的说教者要稀少和珍贵得多。这是我一生
中第一次碰上像鲍老师这样智慧的听者，而且很不幸我此后遇到的高人大多是口若
悬河，滔滔不绝的能言善辩士，再也没有遇到像鲍老师这样温和和深不可测的长者。
在他面前，我自己常常觉得变得特别能耐，思路特别清楚，表达特别清晰，后来才
明白，这不是我那天特别聪明，而是在他的鼓励， 理解，启发和引导下才能达到和
攀登的高度。今天回味起那些谈话的时光，我依然感到余音绕梁。
鲍老师特别重视现场的谈判技巧，他将我们三个人根据特长分成三个不同角色。我
总是担任主谈和主述，李延成担任补充主谈和回答对方突然的问题，而鲍有光一般
不说话，在脑子中尽力记住对方说的话。他还有两个任务：在谈话僵持时，用轻松
的话题缓和气氛；在谈话结束时，强调下次访问的必要性和约定时间。这个组合方
法使我们的上访谈话差不多无往不利，每次都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鲍老师还让我们在空闲的时候，自己分成两方，一方代表我们自己，一方代表上访
对象，进行实际演习。而经过代表上访对象一方的提出的各种钻刁问题的磨炼，我
们后来后来碰到的实际会谈往往变得轻松自如。
每次临去谈话前，鲍老师总是关照重要的地方要反复强调，不要怕重复。他要我们
一定要早上去谈话，如果谈话安排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宁愿放弃也不要谈。另外
最好是星期一到三去，尽量不要星期五去谈话。像这些细节对整个谈话后果的影响
在我们当时的阅历上是难以理解的。
一个今天想起来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是鲍老师要我们去谈话时不但要称呼对方的官
衔，而且一定要比实际的官衔提高一个等级，如果处长就叫司长， 如果司长就叫部
长。后来我们才认识到这个恶搞简直是一个精神炸弹，其威力之强不但外国人完全
无法理解，就是中国人也难以置信，它使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自动进入十分友好的
气氛。情形总是这样的，对方听到这个从来没有人叫过而他梦寐以求的官衔时，先
总是一楞，显出惊讶和一种奇怪的表情，然后眼球转几下，马上回味过来了，满脸
堆笑的亲切的问我们有什么事。在我们用这个方法的实践中，没有碰到一个官僚纠
正我们叫错了，也没有看到一个官僚显得不高兴。他们都将我们的称呼看成是天意，
看成他们即要提升的预兆，显得无比激动和兴奋。
我就这样成了鲍老师家的常客，也常在他们家用饭。当年鲍老师一手拿着勺子，一
手拿着筷子微微站起给我夹菜的诚恳的表情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要知道我当
时还是一个未摘帽的反动学生！ 在遍尝人世的各种炎凉之后，得到这样的温暖，是
终身难以忘记的。
时间长了，我也就像他们家中的一员了，他们说一些家中的问题时也就不回避我了。
当时毛泽东正用人类灵魂大革命的魔袋将中国人装进伪理论的狂热之中，中国的学
校，工厂，政府，以至家庭都陷入到二派势不两立的对立之中。鲍老师的家庭也不
能脱出中国这个大形势之外，我隐隐感到在外贸部工作的鲍夫人已经被改造和渲染
成正常中国人中的一员，六十年代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在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教育
的思维系统和方法在思维：他们认为和相信黑暗的世界只剩下中国和阿尔巴利亚这
俩盏世界明灯，整个世界都被帝修反控制了，世界的希望在中国，全世界三分之二
的受苦人民都等着中国人去解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用巨大的勇气担任领导世
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而目前的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就是向帝修反老巢，人类私
心冲击的大革命，是人类灵魂的大革命。这些现在听起来像疯人翳语的话曾经是那
时候中国人的思想主流， 中国的问题复杂在中国人现在不承认自己那时候那么愚昧
过，他们早就站到今天时髦的立场上个个都 真心的相信自己当时是超越时代的智者，
讥笑当年包括自己在内的弱智。实际上他们今天的思维又在等待着下一轮主流思维
出来时成为明天被讥笑的弱智，这种随时变态的中国人立场和观点的不确定性是研
究中国问题和中国人的极大障碍。
实际上中国那时的主流思维一直到林彪元帅死才开始动摇，那离六十年代末的中国
人起码还有三年的时光。而鲍老师是中国为数极少的不为主流思想所动的中国人，
他平静的站在中国的狂热之外，等待着这一轮震耳欲聋的喧嚣自动平静下去。而每
天生活在普通中国人中的鲍夫人像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一样，总是时尚的积极跟随者，
她毫不隐讳的认为丈夫深居简出，脱离革命和群众，对外面形势非常不了解，思想
落后，所以经常在饭桌上带来外面的最新情况，语言中也充满当时流行的革命辞藻，
想使这个被鲍老师控制气氛的偏僻死角带来一点现代中国气息。并且有时还会好心
提醒我们，鲍老师的那套东西远离时代，不实际，要我们听时小心。有时候她还会
对鲍老师的某些话用今天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每当这时候，鲍老师总像无意的没
有明白，将话题引到别的地方去了。鲍老师对待鲍夫人有着一种对女性的宽容，这
种宽容和毛泽东提出的男女平等正是南辕北辙，被毛泽东提高到平等地位的女性，
为了表现自己的豁智，大当成为他的理论的忠实信徒和鼓吹者，来实现和证明自己
的平等地位。而鲍老师对待女人的宽容正是建立在不认为女性的美是在智慧，思想
和政治上，而是在品德，性格和家庭结构的内涵上，正是这种宽容很容易被共产党
解释和歪曲为对女性的轻蔑和不尊重，也就是男女的不平等。
鲍老师的家庭中男孩子都是鲍老师思想基因层次上的忠实传钵者，而女孩子比较倾
向母亲，年纪愈小的愈明显。显然那时候这个家庭还是鲍老师控制着主导地位。
鲍老师显然对我印象不错，主动提出要将他的第三个女儿许配给我。如果我也能算
上一匹千里马的话，那么鲍老师就应该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伯乐了。那是在我的反
动学生帽子还没有被摘下的时候，可见鲍老师的眼光有多长远和深邃。我当然是非
常高兴的，对鲍老师和他的家庭我都充满敬重。我回上海见到父母后，父母也为这
门亲事高兴。记得我从上海返回北京时，为了带什么东西给亲家着实伤了点脑筋。
因为那时候的市场什么也没有，商店的货架上摆着一大排一模一样的“黄太平”罐
头，结果我就买了一大堆糖果带去了。当鲍老师看到我带了一大堆糖果给他们的时
候，那个由衷高兴，不断说糖果好，糖果好的样子，我当时非常感动。实际上他可
能在为为我解围，否则送这一大堆糖果，总是看来有些怪怪的。
这门亲事最后没有成功，下面是我对自己的反省。记得有个哲人说过性格即命运的
格言。这句话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尤其在一个自由度比较高的国家中是
很有道理的。我这个人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我一生的经历在别
人看来仿佛野心勃勃，实际上我自己知道都是环境逼迫出来的。 我一生走的路仿佛
都在重复一个公式，不会与人相处，也不去趋炎附势， 又不喜欢拉帮结派，所以在
正常的中国社会中没有人帮助讲话。另外一方面我的能力又比周围人强出很多，这
样的人如果社会需要打靶，不成为众矢之的，才是怪事。因此大学被定为反动学生，
工作又被排挤于提级评奖之外，然而当命运将我挤到谷底已经无法容忍的时候，我
就不得不愤然去一博，而这一博于我又往往成功。可以说是我的才能害了我，它使
我不愿去向权势摇尾乞怜，但又是我的才能救了我，它使我的愤然一博总是能够见
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决定我一生的轨迹，形
成了我的命运。
但是这个性格应验在婚姻上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在平时屈从于形势和处境的性
格，使我往往短目寸光。不过到了摊子烂到无法容忍，被逼到绝境，愤世嫉俗的去
奋起一博这个做法在婚姻上一点不能奏效。我能够改变命运给我强加的种种不平待
遇，但是我无法去改变一个婚姻已经形成的结果，它一旦形成，基本无法纠正。我
将在专门写自己的经历的文章中进一步忏悔自己的错误和不幸。
后来是我自己退去了这个婚姻，原因是我看不到希望能够有一种方式使我能与鲍老
师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中国那时候的调动工作困难到难以想像，有时要以毕生的努
力为代价。而我又急于在大庆的环境中有一个在工作之余可以将自己藏起来的小窝，
这个窝除了大庆马上结婚别无途径。我的这个做法一定伤了鲍老师的心，这是我终
身抱疚的。但是我也因此受到了命运的处罚，如果我的妻子是鲍老师的女儿，我毫
不怀疑她的家教会使我产生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就不会有后面的曲折和晚年的凄惨
了。性格即命运在这里也不折不扣地得到了应验。
从退婚后我再未见到鲍老师和他的家庭。
一九八七年，我决定放弃石油大学的教职，以四十五岁的高龄，想去美国拼搏一条
新路。现在回头看自己当时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
定，无钱，无友，无绿卡， 又是J1 签证，不许工作，除了争取奖学金，别无它路，
后面的办家，子女上学，绿卡，工作，子女大学经费，等等一长系列的要命的考验
和困难在等待着我，怎么越过去呢？ 我全然无知，但是鬼使神差，我毅然走上了这
条不归路。
在离开北京上飞机的前夕，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我走过五四大街和南小街的交
口，又看到了二十年前曾经在这里听鲍老师教诲的地方，那时候我曾在这里为命运
担忧拼搏，二十年后我还在为命运奔波。脑海中突然浮现了鲍老师和蔼智慧的面容，
他怎样了，还在人世吗？ 我突然有一种想见他一下的冲动，但是也不无犹豫，因
为当年退婚的事他会见怪我吗？ 加上我与鲍有光同办公室工作，最后终致成了不共
载天的仇人，鲍老师会怎么接待我？还会像当年一样亲近，那样和蔼，那样诲之不
倦吗？
我在门前犹疑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敲了门。
开门的是小五， 鲍有光最小的妹妹。 随之双方都大吃一惊，首先没有想到会在这
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再见面，彼此的变化太大了。二十年前小五还是一个带红领巾的
小姑娘，现在已是成熟的妇人了，只是那种神韵还隐约露出当年的风姿。她应该知
道我与她哥哥目前的僵硬关系，但是毕竟是有过很好家教的女性，只是一愣，马上
就热情地招呼我进门。
我又见到了当年熟谙的客厅，摆设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感觉小多了。接着鲍夫人出
来了，显然已经是老人，当年的风韵已经不再，只是口齿和思路仍非常流利。就像
我记忆中一样，她仍然依照当年对待小辈的亲切口气和我讲话，仿佛我的退婚和与
鲍有光的纠纷都不存在一样。我告诉她我快要离国了，这一去和上次当访问学者不
同，已经不知何时会回来了，特来向她们，尤其鲍老师来道过别，她非常高兴。但
是在我强调特别是来看鲍老师时，我感到她的眉头很快皱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
接着鲍老师从房间里出来了，他已经非常苍老，头发全白了，走路有些蹒跚，但是
清削的面容上那种智慧的气息仍隐约可见。看见我他非常高兴，但是对我的招呼，
却没有反映，鲍夫人马上告诉我，他的耳朵已经很难听见一般声音了，对他说话要
大声喊。我提高了声音，发现他在努力注意我的口形，而且基本上明白了我是在离
国前向他告别来了。他不断说，出去好，出去好，他说他的小儿子也快要作为访问
学者去美国了，他非常认真的记下我要去的地方，希望将来他的小儿子能与我联系。
与他交流虽然困难，但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仍然可以感觉他的思维非常灵敏。接着他
和我谈起出国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在我们谈话时，鲍夫人和他的小女儿不止一次地
不以为然，打断我们的谈话：“他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 他的这一套过时了”。我
已经知道这个聪慧的老人在领着他的家庭步过风风雨雨，而不断受到质疑之后，现
在在家中的位置已经一落千丈，而被当为无足轻重的一个聋人，真正的孤独的与社
会隔离了。
这种智力的差异是无法填补的，鲍老师以一种对中国人本质的了解来看待和处理事
情，而大部分的中国人，尤其女性，都在社会时髦的浪尖上去理解和适应社会。我
真的非常为鲍老师难过，他的晚年生活一定内心很痛苦，能够了解他的长子鲍有光
又不在身边，对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是很大的损失。我离开鲍老师的时候很为他抱屈，
他怎样忍受这种孤独和偏见呢？可是我怎么知道几十年后当我与人生的博斗渐渐平
息，自己也步入老年时代的时候，我在子女那里得到的鄙视和冷酷，比鲍老师更为
凄凉呢？如果我在那时候就能看到这种境况，我还会去走当年这条路吗？
人生是不能，也不应该用如果和假定去推敲的。
走出鲍老师的大门，我走在五四大街上，身边川流不息的是一堆堆无关我生活的人
群和车群， 我感到的只是身后的那个曾经熟谙的小小四合院正变得愈来愈小，那个
曾经深刻影响了我，让我敬重的老人的面容正变得愈来愈模糊，这时候我突然听见
天空的轰隆声， 一架波音647 从蓝色的天空正穿过白云向东方的天边飞去，了望远
去的飞机，我想，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会坐在它里面，向一个我陌生的世界飞去，在
那里，一场新的人生拼搏正在向我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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